“我心中的孔繁森”主题征文丨郭月才：音容犹在 精神长存

　　2024年11月20日《聊城日报》5版

音容犹在 精神长存

□郭月才

　　1975年，我有幸与孔繁森同志一起在聊城地委宣传部工作。他担任副部长一职，我负责面向台湾地区的宣传报道。在共事的日子里，孔繁森对我来说亦师亦友，他的楷模风范令我深深敬仰，他的谆谆教诲更是让我一生难忘。

　　作者（右一）与孔繁森（右四）合影

　　工作良师，生活益友

　　在宣传部共事期间，我对孔繁森刻苦学习的印象尤为深刻。夜深人静时，他挑灯夜读；朝霞初绽时，仍在伏案疾书。我劝他要多注意身体，别透支了健康，他却坚定地说：“你看咱宣传部的同志好多都是大学生，而且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我学历不高，必须刻苦学习才能赶上去。”他这种自我超越的意识和决心，令我深感敬佩。

　　在工作上，孔繁森展现出和蔼可亲亦不失威严的领导风范。他从不随意批评人，对下属总是悉心指导，倾力帮助。1975年，聊城地区对台宣传工作在全省排名比较靠后，我心里很着急。当时孔繁森正分管这项工作，他劝我少安毋躁，同时指出采写出色的稿件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耐心。他强调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业务，提高工作质量。并鼓励我随时向他反映问题，共同解决。我很有感触，对他吐露心声：工作上不去的原因，一是各县的业务水平都比较低，另一个是我们对外地的情况不了解，大家需要走出去学一学。听到我反映的问题之后，孔繁森便安排我组织开展外出调研工作。他亲自带队，率领我们地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以及各县的对台宣传工作人员，共同前往青岛、烟台、潍坊、济南等工作开展较好的地（市）进行业务学习。归来后，我们将外出调研学到的宝贵经验积极运用于实际工作中，聊城地区对台宣传工作因此迅速打开了新局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成效。仅用一年时间，我们就从落后地区转变为先进地区。1976年，在全省对台宣传工作总结会上，孔繁森作为代表向与会人员分享了聊城地区此项工作的成功经验。

　　工作之余，孔繁森对待同志总是如春风般温暖。他乐于助人、古道热肠，同事的家属或是孩子生病了，他都会亲自上门探望，甚至帮助联系医院和医生。他的热情无私深深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孔繁森对我也很照顾，1987年，我到报社工作，当时居住的旧房子环境简陋，生活条件比较差，甚至连生活用水都时断时续。初来乍到，因尚未适应环境，我的心情一度陷入低谷。孔繁森得知后，曾多次跟我谈心，用温暖的话语宽慰我，并殷切地嘱咐我：“工作上一定要听领导的安排。”在一个飘雪的夜晚，时针已悄悄跳过了八点，忽然传来了敲门声。我疑惑地打开门，一看竟然是孔繁森，他的身影在雪夜中让我感觉格外温暖。他当时正担任莘县县委副书记，却专门穿着雨衣骑着自行车来找我。我问他怎么冒着大雪来了，他说：“哎呀，我一直想找时间来看看你，但又没空。今天晚上我没有事，就过来了。”那个雪夜，孔繁森对我的工作、生活都给予了诸多关心和帮助，他嘱咐我：“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咱都得好好工作，你好好工作就会有成绩，领导也一定会看得到。”这亲切的话语，我始终牢记，一直感念于心。

　　深入基层，心为群众

　　1975年，孔繁森同志带队到高唐县赵寨子公社驻村帮包农业学大寨运动。孔繁森是工作队队长，住在赵寨子公社。我作为工作队成员，住在赵寨子公社王辛庄村。当时王辛庄人口有一千一百多人，随着春天的到来，粮食供应变得紧张，群众面临吃不饱饭、生活极度困难的局面。孔繁森得知这一严峻情况后，立刻指示我们要密切关心群众生活，并及时给王辛庄争取到近五万斤的救济粮，帮助群众解决了缺粮的问题，让群众度过了春荒，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与温暖。王辛庄的老百姓很高兴，纷纷表示：“我们这里来了孔队长，给我们送来了粮食！”

　　孔繁森时常对我们讲：“要给群众办实事，抓农业生产要解决基本问题。”他经常跟工作队的同志们和村里群众共同劳动。我们也像普通社员一样，天刚蒙蒙亮就干活儿，口渴了就从机井里抽水喝。我怕孔繁森身体吃不消，便劝他：“工作队有伙房，咱回去喝点热水再来干活儿吧？”孔繁森看到村里的群众为了不耽误干活儿都不回家吃饭，便鼓励我：“咱为了喝水，放着活儿不干，来回跑不好。反正年轻，喝点机井抽上来的水也没啥问题！”在孔繁森的带动下，群众的生产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大家浑身是劲儿，积极投身到劳动生产中。经过一年的农业学大寨，王辛庄的粮食产量达到每亩四五百斤，这在1975年堪称佳绩。王辛庄的群众始终铭记着孔繁森为村子带来的改变和作出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孔繁森同志的怀念之情愈发深切。

　　三篇报道，浸满真情

　　孔繁森准备第二次进藏前，我曾多次劝说他考虑一下西藏的艰苦环境以及自己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毕竟已经去过一次西藏，这次并不是非去不可。但他总是对我讲：“我一定要去那里，帮助西藏发展。”离别的那天，我和其他干部一起列队欢送，流着眼泪送了他一程。夜里，我含泪写下了《男儿有志要远行》这篇稿子，第二天就发表在《聊城日报》的头版头条，这是我为他写的第一篇稿子。

　　1989年，孔繁森在西藏遭遇车祸造成眼疾，需要返回山东接受进一步治疗。我提出想对他进行采访，孔繁森却谦逊地表示：“我也没干出什么成绩，还是别写我了。”但我始终有心采访他，并多次提及此事，他推辞再三，最后妥协道：“这样吧，晚两天我到济南住院，你跟我一块去吧，采访的事到时候再说。”于是，那年冬天，我便和他一起去了济南。住院后他说：“你也别采访了，有什么咱们就聊什么吧。”跟他聊天，我深受触动。从他的话语中，我真切感受到西藏自然环境的恶劣，以及他在那里工作的艰辛不易。他踏实肯干、无私奉献的精神更是让我敬佩不已。从济南回来后，我满怀感慨地写下了《情洒日光城》一文，详细介绍了孔繁森在拉萨的感人事迹。这篇文章发表在《聊城日报》的头版，这是我为他写的第二篇稿子。当时我就跟他开玩笑：“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你写第三篇。今后其他同志免不了还得写你，我就不再写了。”然而，谁能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1994年11月，当我听到孔繁森遇难的消息时，内心仿佛遭受一记重锤。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一刻，思念与悲痛交织在一起。到了晚上，我还止不住地流眼泪，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朋友、好兄长、好榜样而深感惋惜。后来，聊城地委组织了一个采访写作组，包括我在内一共六人。我重点采访了孔繁森在济南军区总医院服役时期的领导、同事和战友。这次采访使我的心灵又一次受到洗礼。医院老领导和同事们纷纷讲述，孔繁森总是会把会议室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他每天都会按时提水、扫地，确保环境的整洁与舒适。当时公务接待会准备水果、糖、烟和茶等，但孔繁森从来不动一点儿。我还采访了济南军区军事法院原院长马丛炘，他的爱人徐诚曾任济南军区总医院医务处副主任。当时他已年近耄耋，聊起孔繁森时他潸然泪下，十分动情。他深情地回忆，孔繁森在这里工作时热情诚恳，对他们这些老领导关心备至。孔繁森同战友之间的感情也像兄弟一般深厚。战友们聚在一起时，只要聊起孔繁森在部队的点点滴滴，提及孔繁森对自己的帮助，就泣不成声，难过得吃不下饭。后来，我们精心撰写了《党的好干部——孔繁森》这篇文章，文章长达3.5万字，并刊发在《聊城日报》上，占据近四个版面。这是我给孔繁森写的第三篇稿子。

　　孔繁森同志虽然走了，但他的生平事迹和崇高精神将被人永远铭记。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热情为人，依然会被他先公后私的事迹所感动。作为支援西藏的好干部，在公与私的天平上，他始终将最重的砝码压在工作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三次流泪

□韩英民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最近的我却连续三次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是年纪大了，感情脆弱了，还是遇到了伤心事？都不是。三次流泪都与一个人有关，那就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说起孔繁森，可以说与我们家非常有缘，我绝无高攀名人之意，所叙述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1976年，我父亲在高唐赵寨子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分管农业，正巧孔繁森任山东省农业学大寨工作团赵寨子公社工作队队长，与我父亲朝夕相处，非常投缘。

　　1979年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援藏回来后任聊城地区林业局局长。巧的是，我父亲已从赵寨子公社调到高唐县林业局任局长。那时，孔叔叔经常到县里检查工作，每次到高唐都去我家坐坐。孔叔叔的心特别细，因为他知道我姥姥在我家住着，去时总是带上一包到口酥。

　　听到孔叔叔遇车祸去世的消息时，我父亲失声痛哭，给我讲了好多他们之间的事。父亲让我替他写了一篇回忆录，后来，这篇《孔繁森勇救跳井妇女》在《聊城日报》上发表。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孔叔叔去赵寨子解庄指导农业生产，正在地头和村干部交流，突然听到“有人跳井了，快救人呢”的呼叫声，孔叔叔飞奔而去，衣服没来得及脱，毫不犹豫地跳入井内，其他村干部赶快找来绳子扔下去，孔叔叔把绳子拴到妇女的腰部，先将妇女救上去，自己才抓住绳子，被村干部拉上来。原来，这位妇女和丈夫生气，一时想不开便跳井了。孔叔叔的衣服湿透了，却什么也没说，救人之后悄悄地离开了。孔叔叔救人的事在周围传开后，老百姓纷纷夸他是好干部，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我第一次为他流下泪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后，市里组织各级干部集中学习一周。培训期间的一个晚上，播放了电影《孔繁森》，看到一个个动人的画面，眼泪不断在眼眶里打转，当看到孔叔叔解开上衣，为一位藏族老人暖脚时，我哽咽了，眼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当时会议室鸦雀无声，我相信，看电影的每位同志，都被他的高尚品格深深地感染了。

　　为自己的父母、亲人洗脚或暖脚，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做到，为外人特别是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藏族老人暖脚，有几个人能做到？孔叔叔做到了，他暖的不仅仅是一位藏族老人的脚，而是藏族人民的心啊。

　　第二次流下泪水，是高唐县委举办年轻干部培训班，我们邀请原聊城日报社纪委书记马培忠同志作赴西藏采访孔繁森事迹专题报告。孔叔叔去世后，省里第一时间成立了赴藏采访孔繁森事迹记者团，马培忠为记者团成员之一，历时一个半月的时间，发表了12篇介绍孔繁森事迹的稿件。其中《留给世界屋脊的绝笔》荣获全国地市报好新闻特等奖。之后，他又作为孔繁森事迹报告团的成员，在全国巡回报告100多场次。时隔20多年再次作报告，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台上几次流泪。当他讲到孔叔叔收养了因地震失去父母的三个藏族孩子，并为了抚养这三个孩子偷偷到医院献血（卖血）时，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控制，哗哗地流了下来。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当时是拉萨市的副市长，孤身一人在西藏，白天工作，晚上还要照顾孩子，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如果不具备高尚的品格，心中怀着对藏族人民的真实感情，是难以做到的。时隔几天，我们到聊城参观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在孔繁森塑像前，我们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地重温了入党誓词。然后在解说员的引领下，再次参观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心灵又一次受到震撼和洗礼。

　　最后一个环节是到楼上观看孔繁森事迹纪录片。当看到一位部队老领导，介绍孔繁森在中秋节看望边防战士，并为战士们送去月饼时，战士们哭了，我也第三次流下了泪水。一个月饼看似小事，但冒着严寒和严重缺氧的危险，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看望守卫边疆的战士，是多么大的胸怀和伟大的事情。进一步说，我们身边能有多少大事？如果人人都把一件件小事做好，带给大家的一定会是灿烂明媚的阳光。

一张新闻照片背后的故事

□李洪峰

　　一直想把这个事写下来，但一直不敢提笔，因为我写的是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写下来，或许有人不相信。我只是从一个普通在场人的身份，原始呈现一个偶然。

　　那时我在部队，是一名战士，在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服役。对，就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孔繁森带队到新疆塔城考察时，遭遇车祸的地方。

　　那条公路就在我们部队营房旁边，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有时是去清扫积雪，有时是去打扫卫生，有时是维修路基。那是经过我们部队驻地的公路，也是从奎屯经托里到塔城的唯一条柏油公路。在公路边上有一个饭店，叫“路得利”，是内地的一家人开的。

　　那天跟往常一样，我们训练结束后在营房休息，但不平常的是突然连队通知，迅速集合到团部，好像是献血的事。战友们二话不说，纷纷报名参加。我也报名了，因血型不符，所以没有献成。战友回来后，我问去给谁献血了。他们说，为地方的同志，听说是从西藏到塔城来考察工作的，就是今天在“路得利”饭店那条公路上出车祸那个，在托里县医院献的。

　　那天之后的一个周末，我和几个战友正在球场上打篮球，团部政治处通讯员拿着相机和一张报纸急匆匆找我，叫我和几个献过血的战友穿好衣服，整理好军容，摊开他给的一张《解放军报》学习。我一看，是学习一名地方干部的模范事迹。我问这个干部是谁。他说，上次我们去献血，就是献给这位地方领导。

　　“啊！他牺牲了吗？”当时我用了军人惯用的一个词——牺牲。后来的公开报道说，孔繁森因“车祸殉职”，那时才知他是西藏阿里的地委书记。

　　我们认真地学习了那篇报道，完全沉浸在他的事迹中，全然不知什么时候通讯员就拍了照。过了几天，他拿着一张地方报纸《塔城报》到连队找我，说我们学习孔繁森事迹的报道见报了。我接过报纸一看，是一则图片报道。上面配文写道：“图中这几位是塔城军分区所属托里某部战士。去年11月29日孔繁森同志在托里遇难时，他们曾积极地参加了抢救工作，并为同车的受伤者义务献血，现在他们又争相学习孔繁森模范事迹。”我把那张图片报道小心翼翼地剪下，粘贴在我的剪贴本上。

　　后来，部队上下掀起了学习孔繁森同志事迹的活动，我想当时地方上应该开展得更加热火朝天。那时没有网络，我们接收外界的信息多数靠报纸。

　　当全面学习孔繁森同志事迹后，我被感动了。他是一名英雄，为了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当过兵，两次进藏，原本是山东聊城的一名领导干部，志愿到西藏工作，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从内地到西藏，舍小家为大家去工作。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将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的雪域高原，意味着照顾不了家人，意味着在中国传统的忠孝文化中，他从容决然地选择了前者。这要有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啊！这完全是置个人于身外、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放在内心的英雄人物。

　　当时从报纸上得知他有一个女儿在西南政法学院（现在叫西南政法大学）读书，我和几位战友还商议，准备筹钱供她上完大学，也算是为英雄的孔繁森做点什么。可后来没有付诸行动，原因是找不到联系方式，只是私下讨论，没有胆量跟部队干部说这事。

　　孔繁森牺牲时，刚好50岁。这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这是个风华正茂的年龄。然而，他走了，留下了一身的感动，留下了一个供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