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轿社

　　20世纪30年代，新娘下轿情景。（摘自《聊城图片百年》）

　　□ 耿仁国

　　我的老家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十里井村坐落于山东省西部，是京杭运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20世纪50年代，村里曾有个轿社，也就是一个出力抬轿的班子，相当于现在的婚庆公司，主要负责迎娶新娘，兼顾其他。

　　那时候，谁家的孩子娶媳妇，都要用花轿把新媳妇抬到家来。贫穷的家庭，雇一顶花轿。去接的时候，有一个儿童押轿，两个儿童提纱灯，两个儿童举高照，一个轿夫携毡，四个轿夫抬轿；回来的时候，新媳妇坐在花轿里，花轿左右有两个卡轿杆的，紧紧跟在花轿的两边，怕轿夫抬轿不稳或过分颠簸。富有的大户人家，则雇两顶轿：一顶花轿，一顶蓝轿。新郎官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帽插金花，坐蓝轿去岳父家迎亲。提纱灯的、举高照的、携毡的……马车拉着一支响器班，一路上吹吹打打，锣鼓齐鸣，两顶大轿的队伍浩浩荡荡，很是壮观。这时的工钱要比平常贵许多。

　　轿的结构分为轿杆、轿身、轿底、轿座和轿顶五大部分。轿杆两条，轿身一边各一条，各长一丈五尺（一丈约合3.33米，一尺约合0.33米）左右，两端分别用绳连接在一起，中间系抬杠；轿身是木制小屋形，前开门，两侧开窗；轿底用木板制成，四角用绳子系牢于轿杆；轿座为箱子形，铺有软垫子；轿顶下部是四角探出轿身的木框，外面罩有布料做成的围沿，围沿下垂着彩穗，中部是竹席制成的拱形上盖，加布罩，最顶上加一个锡或铜制的顶子，明晃晃、亮堂堂，很有排场。

　　轿社内部分工明确：一个轿头，负责管理和预定任务；十几个轿夫，由轿头指派时间和地点去抬轿。抬轿挣来的钱由轿头保管，一年一次分红，或分钱，或分馍馍。谁家孩子娶媳妇用轿，须找轿头预定。日期、时辰、数量，都要说好。主家要先交部分定金，立下字据，板上钉钉，不可更改。就是遇上大风大雨大雪，也必须按时去抬，耽误不得。

　　有一年的腊月二十六，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刘庄村有一家人娶媳妇，雇了一顶花轿去接。去的时候，轿夫们每人啃了个又凉又硬的米面团子，二十多里路，顺着大北风去，迎着大风雪来，大雪打脸，衣裳结冰，大雪拥着了轿底，累得轿夫够呛。把新媳妇抬到主家，轿夫们还是吃那又凉又硬的米面团子，一个钱也没有多给，还冻病了仨。

　　那时候，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低下，迎风顶雪出大力，连口热乎饭菜都吃不上是常有的事。年根儿底下，娶媳妇的多，一天抬三四个，天不亮就离开家，回家的时候已是很晚，再苦再累也得坚持抬。

　　当时的乡村小路坑洼不平、宽窄不匀，有的路两边杂树纵横、杂草丛生，非常难走，抬轿的就喊些号子来前后相顾。如路窄难走，前边的就说“两边遭挂”，地下路滑就说“脚底打滑”，抬轿的就会分外小心，步步走稳。如果树枝挂着轿顶，就喊“上边遭挂”，抬轿的就弯着腰走，恐怕被树枝挂坏轿顶……

　　抬一年轿，到年终岁尾，聚在轿头家里，按照记的工分，每人分几个钱，分十几斤馍馍，回家去和一家老小过个团圆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文革”时期，轿社的几顶轿子作为“四旧”被砸毁，轿社也随之解散了。新媳妇坐轿成了历史，代之而来的是用地排车、牛车、自行车接新媳妇，进而用拖拉机、三马车。随着时代的进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迎亲用起了轿车。轿社成了渐行渐远的历史，抬轿娶亲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