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杨洋
12月15日,记者在高唐县司法局固河司法所看到了一张A4纸。这张A4纸是一份调解协议书的一部分,上面密密麻麻地摁满了红手印,数了数一共17个。这些红手印下边,还有17个签名和17行“全部结清”的签字。
纸张很普通,捺印很常见,但背后的故事却温暖人心。
22天前,正是刘为(化名)和16名工友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们愁得不知该咋办。他们17人原本受雇于包工头吴良(化名),在一处工地打工。由于种种原因,吴良无法按照约定时间和质量完成其承包的工程,只好退出施工。但是,吴良这一退出,工人的工资就没了着落。找吴良要,吴良对他们说:“我不仅没拿到工程款,可能还要承担违约金,手里根本没钱。”找发包方要?几人盘算了一下,他们和发包方根本没有合同关系,找人家要钱还不碰一鼻子灰?
“干了好几个月活却拿不到钱,谁来管管呢?”无奈之下,刘为和工友到固河派出所寻求帮助。巧的是,今年,高唐县探索建立了“两所共建”基层治理机制。“两所共建”,是指基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一体共建。日常工作中,公安派出所发现及受理的民间纠纷、适合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治安及刑事和解案件,均交由司法所及人民调解组织开展前期调解。于是,固河派出所和固河司法所开始携手调解这一纠纷。
“这事你们能管得了吗?管不了我们就上法院告他们去。”当调解员刘宝金、王子海告诉他们派出所和司法所准备调解此事时,刘为还是有点不大放心。“您别着急,我们一定尽全力。”刘宝金说。
之后,固河“两所”第一时间研判案情:吴良不给工人工资,是因为没有结工程款;发包方不给吴良工程款,是因为吴良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工程。那么,这起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就是吴良和发包方,刘为等17人是第三方。而这17人的工资,则是纠纷的重点所在。
“你们愿不愿意调解?”调解员询问双方。其实,吴良和发包方都愿意调解,但对施工内容、工程量、工程价款存有很大争议,故始终未能结算,致使工人工资款迟迟无法履行到位。
双方同意调解后,固河“两所”又进一步分析了这起纠纷:如果走法律程序,吴良败诉可能性较大,那么工人的工资就很难兑现;退一步说,假设吴良胜诉,以他现在的经济状况,能否足额支付工人工资也是个问题。
“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斟酌各方利弊后,固河“两所”干警及调解员连日组织双方对施工内容、工程量等进行核对。经过调解员多轮协调并释法明理,双方最终就总体工程量及工程价款达成一致。尤为重要的是,调解协议明确提出:涉及工人工资的款项直接汇至工人个人账户。
“工人不容易,我们也不愿意拖欠他们的工资,但一怕给了吴良后他转作他用,二是因为直接给农民工没有依据。”发包方负责任人说,“有了这份调解协议,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12月13日,在调解员的见证下,17人的工资直接过付至每个人的银行账户。看到手机发来的款项到账短信,刘为长舒了一口气,并在领款人详单上重重摁下手印。“我可以安心过年了。”握着调解员的手,刘为眼眶有些发红。
“警察同志,感谢你们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调解员同志,我们打心眼里佩服您的高效、专业!”……17人一声声发自肺腑的话语,是“两所共建”维护一方安定最好的诠释。
今年,高唐县通过“两所共建”共计调解纠纷1900余件,让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得到了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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