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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畔的圣旨碑

来源:聊城晚报  2024-09-03 09: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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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洪山

  历史上,聊城经济因运河而兴,清中期达到鼎盛。其中,大运河畔的圣旨碑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这座碑立于大、小码头附近运河南岸的重檐碑亭内,人们称之为圣旨碑、无税碑。石碑蟠龙碑帽下方镌刻楷体大字“圣旨”。碑身中间一行大字“聊城临清等五处永禁添设关卡”,也就是聊城、临清、七级、阿城、张秋这五处永远禁止从朝廷到地方收取苛捐杂税。碑上虽无“无税”字样,但要比单纯的“无税”更有利于工商业者经营,它推动了以聊城为中心运河一带“经济特区”的形成。

  因为这块碑,聊城吸引来晋陕浙赣苏皖等地众多客商,他们修建了山陕、江西、苏州等八大会馆,这是运河沿线罕见的。受益于经济发展,崇武驿南首的大、小码头帆樯林立;运河两岸的太平、双街、小东关等街道的宅院、空地,货物堆积如山,时称“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这三条街的两端都建有街门,客商派人日夜守护,确保货物安全。南方货物在此卸船调运、销售,由畜力、人力车辆运往各地;北方各类产品在这里装船南行,聊城成为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商品市场的人流物流,带动了仓储、运输、餐饮、旅店等行业发展,整个城区街巷遍布饭馆、客栈、货栈、茶肆、戏院等。经济发展了,人们衣食无忧,读书求上进的愿望随之萌发,启文、光岳、摄西等一批书院先后建立,印书业、制笔业应时而生,一批批人才脱颖而出;人们越富裕越求福求财求禄求寿,宗教因此得到发展,当时仅城区就有上百座庙、观、堂、祠。正是大运河岸上的圣旨碑,助力当时聊城、临清一带经济文化达到鼎盛。

  这座碑后来不见了。大概因现今无实物,史书上又无记载,无据可依,近代研究聊城经济文化发展的书籍都未提及此块石碑,但是,这个历史事件是值得研究的。

  圣旨碑的来历

  关于圣旨碑的来历,昔日民间普遍流传的是:在家养老的原刑部左侍郎任克溥知康熙帝南巡,把事先刻有“今日无税,明日有税”的石碑置于河内阻龙船,待打捞上来后,请康熙帝辨认碑上的字,康熙帝顺口读出“今日无税,明日有税”,迎驾者一起谢恩。皇帝金口玉言,就将石碑立在大、小码头对面,并建了碑亭保护。“今日无税”,但没有日期,也就是天天无税。这一传说当时在聊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现今仍有流传。

  但是,这个传说讲的故事,是绝无可能的。一是传说中的八个字,碑上没有;再是立碑时任克溥已辞世;三是即使任克溥在世,在那君主至上的时代,他作为多年执掌谏诤、弹劾官吏的刑部侍郎,不可能有如此欺君罔上的举动。

  碑的存在是事实,怎么立的?笔者查阅了各种版本的《东昌府志》《山东通志》及《清史稿》《清实录》《任克溥墓志铭》等文献,以及清朝官员任满候补赋闲期间到各地搜集碑文梓印的数部《访碑录》,都未得到相应的资料。

  民间既有任克溥立碑的传说,大概也不是空穴来风。从任克溥的个性和他与皇帝的关系,可推测他可能得到了这道“圣旨”。

  任克溥一生爱民,勇于陈民苦诉民怨。《清史稿》本传中大部分篇幅写了他爱民、惩治贪官污吏为民除害的事迹。在聊城民间更是流传着许多他亲民爱民的故事,以致“因其为御史敢言,及罢,子为仇所杀”。

  任克溥深得皇帝信任,因丧子更得到皇帝怜惜。府志记载,康熙帝曾说“人言任某强干,诚然”。《圣祖实录》记述康熙帝“御舟泊梁乡闸,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来朝”,也就是任克溥到梁水镇远迎皇帝。《任克溥墓志铭》中说,康熙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南巡,都住在任家。皇帝“亲问齿发饮食,视聪步履,至于驻辇,先后赐御书诗赋、匾额、堂联无算……”

  当时聊城一带灾害频发,据乾隆《东昌府志》记载,康熙三十四年至四十二年聊城连年发生地震、淫雨、大水、大旱等灾害,任克溥两次上书反映民间惨况,都未得回音。现在皇帝就在面前,他仰仗八十六岁风烛残年之身,无须顾及个人得失,大胆地向皇帝倾诉家乡连年灾害、饥民相食的惨状,请求皇帝给本地人民特别恩赐是可能的。皇帝怜惜任克溥,或觉得天灾难抵抗,人治能惠顾,可依运河之利以商养民,便许诺永禁添设关卡。四个月后,任克溥谢世。从此,聊城一带商贸繁荣,商民收益大增。九年后,来聊城经商的外地客商和富裕了的当地人担心任克溥去世久了,地方官生变,就把此“圣旨”刻碑为令,立在大、小码头对面最醒目、人们上下船都可看到的地方。它除提示官府备忘外,也提示商民以此监督官府,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大运河通航期间,这一规定无人敢违。

  任克溥与皇帝在家里私下谈话的内容不可详知,人们就编造了他骗取皇帝立碑的故事。“永禁添设关卡”,或许因是皇帝的口头许诺,无朝廷正式公文,碑又是民间所立,故官修志书未敢贸然记载。

  圣旨碑当时状况

  人们为了保护这座关乎自己生计的碑,建了碑亭。因碑体高大,单层碑亭容不下,于是建了两层檐的重檐亭,琉璃瓦覆盖、十字脊歇山顶,亭内彩绘栋梁藻井,亭顶仿光岳楼藻井木雕莲花。亭呈方形,建在数尺高的青石台基上,周围无建筑物、无树木,地面十分宽敞,特别引人注目。石碑立在亭中央的赑屃碑座上。亭四周为砖墙,外有环廊。因是重檐,看着似楼,故人们称之为“碑楼子”。

  至于碑正面那行文字,聊城宿儒吴云涛先生生前写的《碑楼子》(见《东昌野史》)和高萍踪、沈宝章二位先生生前写的《聊城古迹·碑楼子》(载1985年《聊城文史资料》第三辑)两文,都明确记载为“聊城临清等五处永禁添设关卡”。

  亭东三四米处有一口水井。笔者幼时在井东边二百米处的太平街西首路南居住,常随大人去取水,趁大人提水的间隙,就爬进亭子转一圈。碑背面蟠龙碑帽下方刻“皇恩”,碑身中间有六七行文字,大概写了立碑的因由,立碑时间是康熙五十一年。当时碑亭内遍地破砖烂瓦,还有一些粪便,大人一般是不进去的。吴云涛先生等人说“相传”是乾隆年间立的,说明他们没进入亭内观看石碑背面的文字。

  碑亭是怎么没有的呢?聊城新闻网刊发的一篇报道中写到,中通客车厂原党委副书记鲍荫华同志听老职工赵振兴师傅说,1947年老家北杨集建纪念亭,缺乏物料,就拆了碑楼子,他还曾跟车来玩,物料由几辆车拉走建了纪念亭。

  亭内石碑等石刻呢?是1956年闸南电厂扩建储煤场时拆掉的。在场的李师傅说,蟠龙碑帽等无用项,即推入附近坑内。摔断的碑身平滑可用,运电线杆的周师傅请人帮忙装上马车,拉到他龙湾老家去了。

  综上所述,有石碑是毋庸置疑的,石碑正面刻的碑文也是有据可考的。立碑之后,以八大会馆为标志的万千商户云集聊城一带,带动经济发展这一历史事实是公认的。唯碑背的文字失传,怎样立的碑尚难推测。聊城失去圣旨碑,是一大损失。我们应当弥补历史遗留下来的遗憾,不因旧史无记载、现在无实物,就遗弃它,不将它写入新史流传后世,不将它纳入聊城历史经济文化发展的研究中去。

  在此,笔者建议查查大运河畔的这块圣旨碑,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或能发现背面的碑文记载的是什么。在没有发现新资料前,建议先在原地复建碑亭,立个标记叙述其事,正视它存在的历史,提示后人不忘。

编辑:李明
审核:刘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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